中国足球火爆的时候，李承鹏是“著名足球记者”，后来成了“著名博客”，不采访足球了，专门骂足球，等到足球已经没什么可骂的了，他又写出来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了。这个新小说是以去年的大地震为背景的，我拿过来一看，文笔通顺，油腔滑调，哪里都不像一个40岁的老文学青年写的，倒像是“网络青春”文学。我相信，这小子不管写什么，都会有足够的销量，都会有足够多的人看，因为他在网上骂中国足球，是在积累自己的人气，人气一多，他的渠道就通顺了，这样他写什么垃圾都能迅速传递出去。被评论、被骂的越多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翻看这本垃圾小说。

　　前不久，亚马逊推出KINDLE二代，斯蒂芬·金专门为亚马逊写了篇小说。在这个小说中，有个读者买到了一台KINDLE，他能通过这台阅读器看到许多已故的美国作家在阴间写出的新小说，与其说这是个恐怖故事，倒不如说是个善良的愿望，我们能接着阅读厄普代克不很好吗？相比之下，一个每天生产3000万字小说的机器才是恐怖的。

　　我的朋友劳乐，在法国客居5年，没事儿的时候钻研中国古代法律和各门派的侦探小说，然后在“推理之门”贴出自己的“古代武侠侦探小说”，其中有“藏书阁谋杀案”、“茶谋杀案”等，“推理之门”只是同好聚集之地，读者大都是侦探小说迷，他们会对作品的悬念设置、细节认真推敲，能被“侦探迷”认可的侦探小说，在技术上首先要过关。但要获得更大的影响，劳乐必须把自己的作品放到起点中文、榕树下等几个流量更大的文学站点。

　　书商刘太荣，他说，早几年，天涯论坛上有许多高手——专业作者或者半专业的作者，他在“舞文弄墨”频道上看到了“亭长小武”，作者史杰鹏，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老师，对汉代历史情有独钟，在古文献堆里泡了多年之后用小说的样式讲历史，刘太荣很快和史老师签约，推出“亭长小武”的书，并售出电视剧版权，他在“天涯”征集新作，也是想再挖掘一些新题材。其结果就是，他成了劳乐的经纪人，劳乐的侦探系列还在一篇篇写着，未来的书和电视剧也就慢慢的等着。

　　最乐观的来看，劳乐当然希望能成为《鬼吹灯》，一本本的厚书热卖，收到版税，改编的电影由大牌导演来执导，在线游戏能吸引个几百万人来玩。或者更理想的状态——ＪＫ罗琳的“哈里波特”创造了多大的价值？

　　在刘太荣看来，“盛大文学”的作品“过于通俗，过于低端”，“含金量并不高”，也就是说在每天3000万字的小说产量中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多。他已经不太做“沙里淘金”的工作，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已经成名的作家和导演身上。他说，盛大文学的好处是，提高了文学的覆盖面和影响面，但这里的“文学”两字是指那种专门用来消遣的文字产品。

　　2007年初，我的朋友南希，经历10年外企生涯之后，辞职在家，她上大学的时候就跟同宿舍的朋友说：“以后我把你们的故事都写下来”，毕业10来年了，终于有机会拿起笔写故事，她说：“我之所以要写小说，是因为我得给自己在家呆着找个理由，要不没工作又不干事儿就太说不过去了。”她以自己的工作经历为背景，写下《永不言弃》一书，这本书最近被包装成职场励志小说出版。而小说最初也是在“晋江原创”文学网站上连载。南希说：我知道文学网站上那些靠写作月收入几万的只是极少数人，他们的写作会考虑点击率，考虑怎么吸引读者看下去，而且会非常长，动辄上百万字，不写这么长就没有那么高的收益。但我写小说只是为了自己高兴。

　　南希的小说慢慢聚集了一些人气，网站编辑就来和她谈签约，成为签约作家，作品可以在网络上被重点推荐，会吸引更多的读者，但也会相应的减少作者的自由度。南希说：“有的合同就跟卖身契差不多——你5年内写的每个字都归他们所有，而你的收入完全靠他们的后台数据来判定。”她在网站推广与自己的自由之间辗转腾挪了一番：“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文学理想，但还是希望对得起自己写的每个字。”

　　“共和联动”出版机构的席珊珊，她所服务的部门就叫“网络青春”，其出版的图书占整个机构的25%左右，其定位就是“年轻人写作，年轻人阅读”，她说，判断一个网络上的作品是否适合出版的两个标准是，第一，故事要贴近年轻人的生活；第二，阅读速度要快，语言和思维都不设门槛。她提醒我注意：好多热门书在网络上的评论都是这样开头——我用一晚上读完了这本书。她说：“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，看书只是为了消遣，‘网络青春’关注的作品首先提供的是娱乐，而不是思考。”

　　听完这位年轻编辑的话，我觉得自己彻底“老了”，而且韩寒也应该算是个“老作家”了。现在看他的处女作《三重门》，可以看出来韩寒非常着力于文字，他知道自己写的不是什么戏剧性的大故事，所以更在“文笔”上写功夫。尽管他以叛逆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之上，但他实际上认同老一套的文学标准。如果再高级一点儿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老师说，绝大多数小说的阅读都是消遣，但我们应该进行“更艰深的阅读”，要看那些困难的小说，阅读是为了“破开胸中的那块坚冰”。

　　我年轻的时候，单位里订阅纽约时报，每周来一次报纸，从香港空运，厚厚的一沓子就堆在会议室里，有时候开会椅子不够，大家屁股底下就坐着“世界上最好的报纸”。这些报纸后来都当废品卖了，感谢互联网，我们都能从网上看到纽约时报了。遗憾的是，这个报纸的读者越来越多，但经营状况越来越差，最近，纽时集团下的波士顿环球报就面临关张的压力。该报的编辑马蒂·巴戎发表了一篇演讲，一方面大大赞扬了新媒体时代，说每个写作者都可能获得更大的影响和收益，另一方面也提出“新闻本身也会面临危险”。他说，这种危险在于，新闻报道将从针砭时弊转而成为一种快速、简单和廉价的产品。这样一来，新闻报道的最大目的将是得到百万人浏览，而不是伸张正义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这位编辑仁兄的担心，早就在咱们这里变成现实了。有一位IT人士跟我聊天，说要发财，就必须弄出“掠夺性的产品”——你看啊，新浪就是对所有媒体的掠夺，百度就是对所有网站的掠夺，要不这两家网站怎么那么厉害呢？

　　一条短信一毛钱，在“起点”看1000字小说，是两分钱，《时代》周刊前任总编辑最近也写了个文章，说他闺女玩手机，通过手机花几毛钱一点儿都不在乎，但要让她花几毛钱去买张报纸，那根本不太可能。青年人能适应媒介的变化，咱读书看报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文字工作者，还真不太适应这变化。

　　掐指头一算，我大概还能写10年，或者更乐观一点，能写个20年。到时候我就退休了，以信息传播和繁衍的速度来看，20年后，文字工作者也没什么好饭吃了。